自新冠疫情暴發(fā)以來，西方主流媒體基本站到了中國的對立面。中國抗疫取得決定性的階段性成就，歐洲國家和美國先后全面陷落，也沒能讓西方媒體的涉華報道基調發(fā)生重大改變。以美國媒體為例，它們的“立場”顯然在起決定性的作用，所有對華報道的資料采集都在為它們的立場服務。

　　隨著美國對華戰(zhàn)略的對抗性傾向越來越重，美國媒體對華的成見也很可能將越來越深，這個情況還會在整個西方輿論中起到帶動作用。中國對此恐怕需要有充分思想準備，不能抱太多中國自己做得好了，西媒就會客觀反映這種變化的指望。

　　不過事情的實際糟糕程度可能不會像一些國人擔心的那樣，西方輿論對中國利益的損害能力總的來說是下降的，而不是上升的，這點我們也需看到。

　　首先，西方媒體在它們各自國內的社會動員能力遠不如前了。我們看到，美國主流媒體在上一次大選前就幾乎對特朗普形成了集體圍攻之勢，但它們沒能把他擋在白宮大門之外。在這幾年里，大多數美媒一直在與特朗普“戰(zhàn)斗”，很難說誰輸誰贏了。如果倒退二三十年，情況就不會是這樣。那時美媒有充分能力影響一位總統的命運。

　　第二，美國媒體在中國社會的光環(huán)已經所剩無幾，基本失去了對中國輿論的引導力。早年中國人那么信美國之音，把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視為客觀真實的標準，如今人們已經把它們的立場先行看得透透的，知道它們在美國的對華打壓中扮演了高度工具化的角色，只是把這一切做得更加隱蔽和“專業(yè)”。美國和西方媒體可以煽動中國社會的時代大致結束了。

　　第三，這是個輿論過剩的時代，美國和西方輿論又在對華問題上過度偏激、情緒化，對事實偏離得太遠，也開始違背那些國家民眾的實際利益，這也會損害它們的影響力。西方主流媒體總的來說這些年從來沒對中國好過，中西關系的差不多每一次進展都是政界或商界推動的，輿論的政策影響力一直有限。

　　如果美國和西方輿論能夠更加客觀地報道中國，當然是好事。但這樣的轉變短期內完全不現實。媒體的天性決定了它們會更多表達情緒化的東西，以此來吸引眼球。西方體制的議員制度與媒體結合在一起，讓情緒化表達變得尤其方便。

　　中國還是要適應西方輿論不斷釋放出對中國的各種反對乃至敵意，了解從本質上說這不是因為我們真的犯了大錯誤，而是人類社會的心理弱點必然導致這樣的格局。我們當然不是什么都做得無可挑剔，但我們的問題與西方輿論對中國鐵幕般的圍攻是不成比例的。與其取悅他們爭取有所改變，不如我們主動適應這樣的局面，實現另一種平衡。

　　中國應進一步鞏固國內的自信，在中國社會中進一步、或者說徹底壓制西方輿論機構有害的意識形態(tài)滲透。與此同時，我們要按照輿論的規(guī)律盡可能放大我方在國際社會的聲音，全面開啟中美及中西不同聲音博弈、磨合的過程。

　　由于中國越來越重要，世界對來自中方的聲音存在天然的需求。但中國聲音的對外輸送也將是磕磕絆絆的。需要看到，這是一個相當新的領域，它的效果可能是曲折的，錯綜交織的。說實話，這項工作的開展同時是學習、摸索的過程，它是對中國自信心、意志和內部活力的全面考驗。